“书房像一个人，是慢慢长大的。书房是和她的主人一块长大的。当你产生了拥有图书的念头，就埋下了书房的种子；当你有了出于主观意愿购置的第一本书，书房就开始萌芽。”清秋，静坐书房，翻着一本《如此书房》，薛冰的那篇《止水轩履历》触动了我的记忆，自己的读书日子，像过电影一样涌上心头。
1972年我上东方红小学，书包里仅两本教科书，一本语文书，一本算术书。年少贪玩，于书，提不上多少兴致，连薄薄的《红灯记》《狂人日记》之类，也读不周全。直到三年级，遇上一位好老师——段老师，她在教高玉宝的《我要读书》时，教我们读书当如高尔基——“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那天放了学，心血来潮，去钟楼前的新华书店，喜出望外，恰遇小人书《我要读书》《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等。捧着一本油墨飘香的《我要读书》，真似饥人扑食了。
读着，不知不觉迷上小人书。租书之外，得陇望蜀，对心仪的书，竟生莫名的占有欲。可是，兜里角子无几，便活学活用《红灯记》中李铁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靠“开源”：存零花钱，搜牙膏皮、空瓶子之类卖废品；二凭“节流”：连早点3分一只的烧饼都改吃2分的“缸爿”，绝缘四海楼8分一只的大肉包了。如此三年来，攒了三鞋盒的宝贝小人书，不乏成语故事、寓言以及经典名著系列。放了学，一张“爬爬凳”，倚着杌子，做完作业，再读小人书，它真如饥渴中的一捧甘泉，让我体味到“书小乾坤大”。如今想来，此时已经埋下了书房的种子，那杌子是书桌，鞋盒也就是书箱吧。
1978年，我上了如中，用不着趴在杌子上写字做作业了。因为，家里将桑树伐了，请来木匠打了四仙桌，一家四口正好既当饭桌，又当书桌。虽然吃不上紫红的桑葚，但摩挲着山水纹的案板，读着《陌上桑》，还别有一番意境。那几年，沐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忽如一夜春风来。别的不谈，单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套名著、名家插图本，计35册，便令人心旌摇曳。一放学，急吼吼地往书店而去，挤到水泄不通的柜台前，在“我要《家》”、“帮我拿《红与黑》《高老头》”云云中，拼得一本，宛如“挂图作战”，书目上打个勾，凯旋而归。攒得10多本，意犹未尽。但每本不止1元，囊中羞涩，难以为继。昏黄的白炽灯下，如饥似渴读着《一千零一夜》，浮想联翩，以至梦成阿拉丁，取得神灯，没娶公主，唯取书不尽！
1985年怀揣读书梦，到上海求学。华政四年，可谓看书的黄金时代。平日除了泡学校的图书馆，周日，约同窗书友，跑一个下午的福州路书店，不能满载而归，却也总能选两本好书，如刚解禁的梁实秋、林语堂等先生作品。书渐多，问题来了，八人间的宿舍，写字台仅二张，别无书架。有天，于校园苏州河边，遇一废弃的长木板，如获至宝。报纸一糊，倚墙搁于铺位，权作书架，同学们戏称之“书床”。还别说，这书床，蛮好！枕边，一长排书，与之亲密无间，触手可及。抽本《雅舍小品》什么的，读来不亦乐乎！记得，读到梁实秋先生笔下的“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的文房四宝井然有序”，那是周作人的“苦雨斋”，令人憧憬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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