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我的母亲、伟大的母亲，生前是一个封建旧社会妇道人家的装扮，裹小脚，梳发髻，常年腰束着蓝色或黑色的粗布腰裙，一年到头脚上裂口子、手上结老茧、脸上爬皱纹，是一个从小只有姓，没有名的乡下女人……。每当我早晨起床后，踱入厅堂，映入眼帘的是条台上供奉的母亲遗像。每将一株高香插入香炉时，总是眼泪婆娑。蓦然掀开丙马年的日历一瞥。，母亲已去世35周年了，在她忌日来临之际，不孝孩儿欣然起笔，草书悼文一则，以告慰九泉之下的慈母。
一、穷人媳妇 早当家
我的母亲，出生在原桃园乡夏家庄，兄妹6人，排行老二。从小外公外婆没有请私塾先生帮她取名，她只知道姓隋，外人送号“二姑娘”。
从小她没有开蒙上学，斗大的字不识半个。直到家乡进入初级社，村干部才帮她取名：同英。她娘家只住土墙，四间茅草屋。姐妹三人同睡一张用高凳搁置的竹床。从小就被外婆强行裹了一双小脚。二十岁刚出头，家人就请媒人说亲，嫁到邻近的杨家庄杨姓人家当媳妇。据母亲生前口述，来到夫家时，只有一个包袱，装上几件换洗衣服，除此，别无它有。来到杨家时，祖父、母已亡故，兄弟三人已分家居住。她和父亲住一间草屋和一间半小瓦屋。睡的是高凳搁的竹床，盖的是一床旧棉被，只能相依为命，抵足而眠。家中全靠租的本庄陈姓地主家的一亩三分地，挣的除交租外，所剩无几，只能喝薄粥度日。没有本钱养猪仔，田里缺少有机肥料，俗话说，外面朝家里穷。母亲因从小缺吃少穿，身体虚弱，但还是撑起了一个穷家。婚后第二年养了我大姐姐，隔了三年，又养了我二姐姐，一家四口人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母亲白天下地干活，有时将姐姐背到田头喂奶。晚上和白天空闲时分，还纺棉纱、捻麻线，去大户人家换布，然后买颜料，在自己家中铁锅中染色做衣服蔽体。穷的时候缝补衣服，还要去邻居家借针、借线，说尽好话，热脸挨着人家冷屁股。真是穷人的媳妇早当家、难当家呀！
二、颠沛流离 度时光
1943年初，地方上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到家乡开辟的地下党员：黄叔高和赵佩珍，号召穷人起来闹革命。父亲吃尽了人间苦头，在地下党组织的动员和感召下，毅然决然走上了革命道路。起初到当时南马塘当新四军、地方游击队通讯员，负责送信，传递革命信息。母亲和两个姐姐在老家相依为命。在收种季节，请舅舅和伯父帮忙。后来，父亲被党组织派遣到当时如皋东南边复兴乡当乡长，领导穷人斗地主、惩恶霸，分田分地闹革命。
1946年初，父亲又被党组织调至当时下驾原乡当指导员，白天伪装成下原陈歪嘴家染坊当推车工，下乡换布。晚上父亲和他的同事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与日本鬼子残部和地方还乡团搞抗争，唤起了民众闹革命全解放。父亲走上革命道路后，阶级敌人三天两头上门，逼母亲交出父亲的下落，母亲坚贞不屈，守口如瓶，东躲西藏与敌人周旋。当母亲怀孕我后，被磨头反动派下乡扫荡，被敌人抓去关在磨头七姓庄门口——日本人修筑的地堡中。虽然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终无济于事。后来是我二伯父卖粮、卖田，请人担保，才将母亲手上的镣铐换到伯父手上。1947年正月，幸免回家，生下了杨家独苗儿子。正当母亲坐月子时，磨头反动派仍多次白天、黑夜上门，威逼母亲交出父亲的下落。并且要“斩草除根”，杀死摇篮中的我。后来，实无办法，母亲将两个姐姐寄养到外婆家，自己怀抱着我，在乡亲们的帮忙下，连夜逃到下驾原后面大河北野树庄母亲的舅舅家，隐匿起来，才免于一劫。那时，家中土地荒芜，颗粒无收，可谓妻离子散，生不如死，当等到了家乡解放，母亲才得知，1948年10月14日，父亲被下驾原还乡团等敌人抓去当时下驾原匪区公所，受尽严刑拷打，终究被敌人杀害于异乡荒野之中。等到家乡全面解放后，在当时薛尧区区委书记陆春明的安排下，于1949年春天，母亲才将父亲遗体运回，葬于庄东头九亩园田里。由此可见，母亲是英雄的妻子和光荣的母亲。
三、种田糊口 单干忙
日出东方红似火，家乡来了共产党，日子开始越来越甜蜜。我家终于分到田地，可以自耕自收，成了“快乐”的单干户。可是，母亲和三个孩子种远田，到了收种季节，没有劳动力支撑，生活还是富裕不起来。直到1952年左右，经原如皋磨头区委书记陈松魁和妇联主任赵金莲介绍，将许姓继父招赘进家门。继父祖籍东台市富东乡，是一位雇农出身、解放前的老党员，苦大仇深。一家五口人相依为命，靠种田为生。母亲仍节衣缩食，吃粗粮和野菜，穿土布衣服，是补丁驮补丁。一生中冬天只穿旧套裤和旧棉袄，从未穿过“洋布”衣裳和卫生衣，冬天穿的是芦花编织的茅窝，夏天赤脚，终生未有一双套鞋上脚。全家人只住一间草房和一间半平瓦房。记得有一年年底，因家中无钱买猪肉，母亲到邻居张姓人家，欠到一斤半猪肉，除夕夜准备将猪肉下锅蒸煮，可是张家反悔，上门要钱，无奈之下，母亲只好眼睁睁的将洗好的猪肉还给人家，全家人只好过了一个“素年”。再说，母亲为了节约粮食，平时烧的粥比较薄，农忙季节，继父出工挑田，回家后发现粥碗中照见人，一气之下，将水缸中的水舀起来，一大瓢倒进锅里，老夫老妻还口角一场。那年头，对于我家来说，真是单干户实在难干啊！
四、细脚颠簸 挣工分
1958年左右，家乡进了互助织、初级社，土地集体化了。母亲带领两个姐姐，虽是细脚拐拐的，还是出勤上工，抢干农活，多挣工分。家里借钱买了猪仔，既可称到肥料粮，又可称到工分粮，年终结算，尚有一些余钱。当时，家里吃饭用水及养猪用水，全靠从一百米外的人家水井里挑水。因继父要出工，母亲凭细脚，每天要挑三、四担水，每担约一百斤左右，压得母亲弯下了腰，有时用拐棒扶着，将水挑回家供用。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火油凭票供应，母亲只有借助月光做针线和纺棉纱。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全家老小齐动员，有的年头挣的工分，由于劳动日价格低，只能勉强将就过日子。曾记否，六十年代，是“三面红旗”飘扬的年代，家中没有灶台和锅，进了大集体食堂，一日三顿凭人口到大食堂打回的萝卜粥。那时，打回来的稀粥，可谓稀薄，喝粥时看见自己的“人头”攒动。母亲只喝了粥，将萝卜让给姐弟们吃，来充饥肠度日。
分田到户 拼老命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到家乡的田野，集体的土地又按现有人口进行分配。我的家庭按照生产队当时分田政策，承包了集体土地。由于家庭劳动力欠缺，加之土地不太肥沃，收成不能尽如人意。母亲带领家人起早摸黑，做到早晨“红通通”，晚上“黑通通”，奔波在家庭和责任田上，为了多打粮、多产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虽然母亲身材瘦削，加之慢性气管炎已染上了身体，但还是拼命做农活和忙家务，还抽钱供我上学，交纳书本费和伙食费。曾记得，我上初中时，为减少路途劳动，租了磨头中学后面葛姓人家的房子，当了个“自炊生”。星期日上学校去，母亲总为我备足粮、草，还为我炒点胡萝卜干和玉米花给我带去做零食，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好好读书，让知识改变命运，跳出农门，改变家庭、祖辈、姐妹不识字的命运。母亲的教导，我时刻牢记心房，发奋读书，后来考上江苏省如皋中学，成为老三届毕业生，成为乡邻中同龄人的佼佼者，随着日子越过越好，家中房子进行了改建，有了三间厨房和三间七架梁瓦堂屋。母亲的汗水洒满了家庭前前后后，姐姐们出嫁了，儿子也有了一份教师的稳定工作，全家的日子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六、病魔缠身 泪洒襟
母亲的一生是辛劳的一生，由于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在七十岁时，身体渐渐垮下来，晚年患上了膀胱癌和肺气肿。尽管多方求医问药，终究医治无效。她常年在跟疾病打交道中度过。母亲年轻时就爱好抽水烟，虽然家人控制她吸烟，但她顽疾难改，有时用玉米杆须子当烟抽，家中来客人抽的香烟头掉地上，她都会偷偷捡起来，躲着闷抽，以消遣解除病痛……。日渐一日，母亲瘦了、发髻小了、头发白了、皱纹深了、裹脚小了、身体驮了、泪流了，最终，在1992年5月，母亲驾鹤西游，享年78岁。真是苍天有眼，父、母是天作地合，父亲农历十月十四是忌日，十五日是生日。母亲五月十五日是生日，十六日是忌日，生怕后代记不住。九泉之下的父恩母爱，怎能忘记呢？母亲离世，痛定思痛，真是千两黄金万两银，有钱难买父母恩。值此母亲逝世35周年之际，谨作此文，遥祭天堂里的母亲和父亲。母亲啊，母亲啊，让孩儿们永远吟唱《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谣，寄托无尽的哀思吧！
（作者 杨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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