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四):遵义会议 ——伟大的历史转折

  湘江一战后,红军从离开瑞金时的八万人骤减到了三万。如果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向湘西前进,那么就有可能遭遇敌军重兵袭击。

  红军的未来到底应该去哪里?从1934年的12月到1935年的1月,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1934年12月12日湖南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8日贵州黎平会议以及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

  通过这三次会议,毛泽东转战贵州、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主张逐渐被广大指战员接受,认可。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就要开通。三次会议所掀起的民主讨论风气,也势必引发中国革命的质变。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改变中国共产党命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也第一次掌握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手中。而遵义,也因为这段历史,有了另一个新的名字,转折之城。 

  在今天遵义老城“子尹路”上,矗立着一座小牌楼,檐下悬挂着一块黑漆金匾,上面"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是1964年由毛泽东亲笔题写,同时也是毛泽东一生中为中国革命旧址留下的唯一一墨宝。1935年1月15日,正是在这里,召开了改变中国共产党命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那么,历史为什么会选择遵义来完成这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使命呢?我们先把历史的时针拨回到遵义会议召开前的一个半月。

  【黎明前的曙光 红军突围的方向到底在哪?】

  湘江一战后,中央红军用五天伤亡五万人的代价,艰难渡过湘江。之后,中央红军没有喘息片刻,又开始了疲于奔命一般的急行军。当时,军事指挥主要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负责。湘江一战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强烈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很多人都在问,红军突围的方向到底在哪?

  原红军少共国际师政治部宣传干事技术书记王敬群回忆道,出发的时候就有一个目的,就是到湘西和红二路军汇合,兜大圈子机动作战。

  去湘西,也许就会一头扎进敌军布阵。从1934年12月12日开始,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中革军委就接连召开了湖南通道会议,贵州黎平会议以及猴场会议。放弃去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汇合,转向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贵州,成为毛泽东的坚决主张。

  在一次又一次的意见交换中,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逐渐走到了一起。在今天遵义会议陈列馆里,保存了一份张闻天在1943年所撰写的笔记。他这样说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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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贵州省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黔生说,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人们的心理天平实际上已经倾向毛泽东了,都认为只有毛泽东指挥军事才能带领红军摆脱围追堵截,这是个自然的过程。

  【突破天险强渡乌江 智取遵义】

  茶山关,是黔北乌江中游上的一道天险关,也是古代遵义防务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重要门户。

  《重走长征路》摄制组一路从山顶到山脚下有六百多级台阶,越往后就只有泥泞路和土路,路面长满了青苔,显得非常的湿滑;当时路的两边有敌军设置的战壕和弹药堡垒。

  就在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抵达茶山关准备抢渡乌江时,国民党守军侯之担已架起枪炮封锁江面,并将渡口船只装上泥沙沉入江底。红军如何才能跨越天险?在杨尚昆所著的《中央红军在遵义》一书中,记者找到了答案。乌江船工黄德金儿子黄武华说,当时国民党把船沉到江底,父亲又把船捞起来了。

  黄武华,当年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工黄德金的儿子,如今居住在遵义市尚稽镇茶山村。黄武华告诉记者,今天的乌江,因为多次疏浚,已不复当年的凶险。当时的茶山关关口高出江面300多米,两岸峭壁千仞,盘道崎岖,山雄路险。江面看似狭窄,风平浪静,其实下面旋涡暗涌、水流湍急。当地一直有“乌江无安渡,茶山关尤险极”的说法。黄武华说,当时大家一起搭浮桥,利用船和浮桥一起过江,持续了三天三夜。

  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乘胜前进,剑指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7日,黔北重镇遵义城的大门被打开了。遵义城内,刷满了各种各样标语。穷苦的老乡被召集起来,分到了盐巴和粮食。在这座老城里,又有4000多人加入了红军,朱德甚至还组织了一场篮球比赛。

  原红军少共国际师政治部宣传干事技术书记红一军团战士王敬群说,当时红军在遵义附近休息了十二天,上军事课,上政治课,还搞文化娱乐活动。

  当战士们休整的时候,一场事关红军命运的重大改革也正在悄悄进行中。中共贵州省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黔生说,当时人们都有一个疑问,过去的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为什么依然是敌强我弱呢,为什么会丢掉中央苏区,为什么过湘江会牺牲那么多人;所以这就需要开会总结。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召开。会议地点就在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在今天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内,最难解决的问题恐怕就是当时人们参会时的座次排定。由于军情紧急,当年的遵义会议并没有留下任何现场记录。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还在为确定会议何时召开,有哪些人参加进行考证。直到1985年,一份陈云的手稿,才最终揭开了参会人员名单:包括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等20人。这也成为唯一一份记录遵义会议情况的珍贵历史文献。

  遵义会议参会人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即: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

  历史在某些重要关头总会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味道。在中央常委中,张闻天的地位仅此于博古。他首先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张闻天的意见,引起了场内的共鸣。毛泽东的观点说出了大多数人很久以来的心声,得到了大多数参会人员的喝彩。会议经过三天激烈的争论,1935年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胜利闭幕。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四个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三、常委再进行分工;四、取消博古、李德与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遵义会议,是第一次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下, 独立自主的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遵义会议后,实事求是,民主讨论的优良传统,开始引领着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一个又一个新的辉煌。

  【沧桑巨变情不改 军民鱼水遵义城】

  红军一路北上的过程,也是革命火种传播的征程。在遵义,我们切身体会到,为什么面对人数、武器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红军每一次都能够化险为夷,胜利前进。这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始终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在遵义市万里路上,矗立着一块高15米的大型雕塑。它记述了1935年遵义人民在此地迎接中国工农红军、送军粮、送子参军、军民共舞、生产劳动的鲜活场景。雕塑所描绘的地点,就是雕塑不远处的丰乐桥。当地人习惯的称为:迎红桥。说起这组雕塑故事中的真实原型刘伯庄, 79岁的刘庆光老人倍感自豪。

  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刘庆光说,祖父刘伯庄先生是当时正义的文化名人,他接受了先进思想的教育看到了反动军阀的残暴,感受到了红军不扰民的政策,就主动叫人买鞭炮迎接红军入城。

  当年遵义城最大的百货商行,就是刘家开的“协记商号”。有感于红军对待百姓的真情实意,刘家人为红军购买布匹,赶制军衣,向群众宣传红军长征的政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与刘伯庄亲切谈心的画面至今陈列在遵义苏维埃银行旧址。

  《重走长征路》摄制组记者了解到,当时遵义的百姓凭借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苏币就可以购买到七斤的食盐;这对于之前长期购买不起高价盐的遵义百姓来说价格是十分的低廉;而且苏币又可以兑换成现洋,所以一时间遵义城的百姓是纷纷来兑换苏币。

  为使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失,红军在离开遵义前,又设立兑换处,用食盐,布匹,米,谷等物资和银元换回民众手中的苏币。爱民,亲民,让遵义的百姓看到了红军真的是一支百姓可以信赖的人民军队。

  毛泽东曾说: “长征是宣传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把共产主义思想和红军战士为了新中国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精神,播撒在了贵州这片红色土地上,而这样的红色基因在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遵义。

  【《十谢共产党》 迈步筑梦新征程】

  遵义,山雄水秀,人杰地灵。岁月的砥砺磨炼,历史的涵养熏陶,人们的辛勤劳作,使这座黔北红色城市越来越美。黔北花灯是一种流传甚广,诞生于明末成形于清初的民间艺术。 而遵义花灯中的“新闻灯”,则是黔北花灯中最为精彩的篇章。花灯艺人们,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编写成花灯内容唱出来,到了今天,这一充满生命力的民间艺术,又因为讴歌改革、新农村建没、科学种田、新人新事的载体而备受人们所喜爱。在遵义的摄制过程中,记者还尝试着学习了当地的《十谢共产党》花灯艺术。

  当记者站在田家沟村口的小山塘边眺望,满眼茶园翠绿,白墙青瓦红柱的民房倒映水中,宛如画中。青山绿水的贵州山村,也吸引了江苏连云港的这位小伙子扎根于此,成为了一名“新遵义人”。

  【民主决策   不忘初心】

  从当年的“十送红军”到今天的“十谢共产党”,摄制组真切地感受到,谁对老百姓真心,老百姓就给谁真情。而这种真情,历久弥醇,也只有永葆长征种下的红色基因,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新长征道路上,才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中共贵州省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黔生说,以遵义会议为界,长征前后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遵义会议最大的贡献就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了党内民主作风;对我们今天也有很大的启示。

  正如从山下通往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的台阶一样,之前的道路艰辛而曲折;但是跨过这些台阶,召开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道路开始向着正确的方向勇往直前。“红军烈士永垂不朽”这是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为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所题写的;而它所代表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精神,将永远照耀着红色的遵义城。

  遵义会议所形成和确立的民主决策、集体领导的精神和原则,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正如刘伯承后来在《回顾长征》中所讲的那样:“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也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集体智慧指挥下,才有了遵义会议之后长征中红军最漂亮的一场仗:四渡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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