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是离休干部，但他最看不起某些离休干部。
刚认识先生的时候，我在党史办工作，整天接触的，都是老干部。有一天先生说：“你知道有这样一种老干部吗？先用化名写一段历史，这段历史里他自己是主角，光辉得不得了。然后自己写回忆文章，再引用先前化名写的文章……”
吹嘘自己的功劳，先生看不起。为待遇斤斤计较，先生也看不起。有一年，他听说许多老干部为待遇问题去市委门口静坐，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早年参加革命，是自己的追求，到了晚年降格以求一点可怜的待遇，实在有点丢份儿。
有次聊到某位季姓故人，先生说：“听说他为了分房子，去求人，还哭了起来。”先生微微摇头，有些不屑，又有些惋惜。
先生叫老干部为“老家伙”，虽然他也是“老家伙”中的一员。
杂志上介绍台湾交工乐队的民谣作品《我等就来唱山歌》，先生特别欣赏文中引用的歌词，说：“这才是真正的民谣，真正的山歌，我们过去常听的未必正宗！”
先生总是杜门谢客，人常以“隐士”目之。可他一再说：“我不是隐士！”很坚决。
晚年的他，总是读《南风窗》《炎黄春秋》《南方周末》。他想知道许多历史的真相，也想知道现在的真实。
我们的话题相当一部分在聊社会现实，往往他是这样开头：“你知道最近的某某某事情么！嗨，你怎么连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这些大事，让他休息不好。
做梦想不到的是，他会说：“我经常在想，我听音乐，有罪恶感。太奢侈了！这世上还有很多人连基本的温饱都没有，我怎么可以沉浸在音乐里呢？”生命最后的十年里，这位六十多年的老乐迷，竟然很少听音乐。
偶尔还是有人提到“隐士”这个话题，先生会说：“我这个隐，是逃避！”
想想先生年轻时，大约是想隐而不能隐吧，毕竟有热血。而晚年，是不想隐而只能隐，毕竟老矣。
2011年先生摔了一跤，终于还是住了院。孙女电话里说：“爷爷你要乖，你要听话！”先生欣然：“我很乖的，我很听话。”
先生去世前半年，多数时候卧床，偶尔糊涂，自理能力稍差，全凭幼子严锐照顾。严锋微博说，先生曾对严锐说：“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天啊，这两句话多肉麻，真不敢相信出自先生之口！可是，我相信，这的确是他的心声！
去另一家医院看先生。
先生说，住院也有个好处，就是了解社会。这是活生生的历史啊！后来才从严锋那里知道，先生没有告诉我的是，他听到邻床传来哭泣声，了解情况后，硬塞给他们一万多块钱。
我父亲与先生从来没见过面。在快递还不发达、邮局又靠不住的年代，去南京出差时，替先生带过几次书给章品镇。
先生对什么都有兴趣，遇到家具行业人士，都会津津有味地问上半天家具专业知识，当然也会和我聊起我父亲。
父亲在本地，算是个不太小的官，而先生对官员的厌恶，又是人尽皆知的，所以我虽不隐瞒，却也不多谈。还好，先生神色如常，并不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
2011年底，父亲重病住院。没多久先生知道了，电话里说很想来看看我父亲，但他行动不便，过一阵让严锋来。我很是惶恐，连说不必，先生说：“对你父亲，我是很有敬意的。章品镇平生很难认可谁，但他对你父亲评价很高。这么多年，通过你和你的为人，我对你父亲也不是没有了解。”
父亲当然也知道先生对官的一贯态度，得知消息，连呼“这怎么担得起”，让我劝阻。
严锋因为感冒推迟了一阵，可还是来了。虽在病房，父亲却很郑重地接待他。
官，在先生心中原来也是有区别的，并不一概而论。
严锐平时难得给我电话。2013年3月26日下午近1时，正在医院陪父亲，有电话来，看到严锐名字，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果然，他说：“严晓星，刚才，我爸他过去了。”
头脑轰地一响，这一天终于到来。冷静了一下，从这里到他们送去的医院很近，立刻赶去，一路昏沉沉的。到了急诊室，先生躺在担架床上，安安静静的。
严锐说：“昨天还挺好的。我还放了《蔷薇处处开》几首歌给他听。他欢喜得不得了，说：‘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美的音乐。’好像第一次听一样！”
刚认识先生时，他七十五周岁，每言“将来要如何如何”；最后几年，才常用“想不到我临死之前还如何如何”的句式。
这一天，正是先生喜欢的贝多芬的忌日。
（全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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