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2019年春暖花开的四月，将迎来我敬爱的父亲沙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父亲去世时九十七岁，算得上高寿。这是他老人家的造化，也是我们全家人的福气。父亲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为打败日寇，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党和国家为他颁发的三枚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是最好的证明，也是对他生命价值的最高褒奖。父亲从延安参军直到离休，在军队服役四十多年，可以说是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和聪明才智完全奉献给了党的事业！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条件多么恶劣，形势多么危险，都不曾动摇过他对党的忠诚。

父亲青少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自觉吸纳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积极向共产党人靠拢，自愿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他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决然放弃已被录取的上海交大，而投奔延安的抗大。

在抗大这座革命熔炉中，父亲激情澎湃，在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创作了不少诗歌，或在抗大文艺社刊物发表，或出板报，或即席朗诵，有的被填入现成的乐曲，有的被著名音乐家郑律成谱曲，广为传唱。

在延安抗大的那段经历，是父亲最美好的青春回忆。有一次看演出，毛泽东主席在几位小红军身旁席地而坐，恰好挨着我父亲。他搂着父亲的肩膀说笑。当他知道父亲不是小红军，而是从城市新来的青年学生时，非常深情地说：“将来的革命事业可就靠着你们了。”对于毛主席的嘱托，父亲永生不忘！他从延安到东北，又从东北一步步走到海南岛，参加了43军128师所有的战役战斗，迎来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他的信念与脚步始终都是坚定的，从未有过动摇。

我不可能将父亲的传记完整地搬过来，只能说，父亲这个百年经历真是意义非凡。他亲身经历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巨变，亲身参与了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实践，他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是为追求民主自由而奋斗的幸存者！怎能不叫我们坐享其成的后辈们敬佩不已！记得上学开蒙之后，父母对我们子女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新中国来之不易，人民当家作主、过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那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与生命换来的，你们一定要珍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哲学系任教，是我们与父亲朝夕相处最长的时期，也是受父亲言传身教最集中、最直接的美好时光。他不屑于说教，而是提倡寓教于乐。在家里最爱听父亲讲故事，那些引人入胜、充满乐趣的故事，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每逢节假日，父母一定会抽暇带我们走出去长见识，北京的名胜古迹几乎都让我们饱览无遗。各大博物馆、科技馆、天文馆，父亲更是反复领我们参观。还带着我们观看一些戏剧演出，记得有《江姐》《岳云》等等。父母给我们订了《科技画报》《新体育》《少年文艺》等报刊让我们学习。最难忘的是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父亲带着我们到北京工人体育馆去观看容国团、庄则栋等著名运动员的精彩表演。我们在这些活动中得到了文化熏陶，增长了见识，提高了素质。

1970年，父母离开了北京，先后居住在广西柳州龙船山的41军军部和桂林陆军学院。我们子女各奔西东成家立业，回趟家成了“探亲”。因为远离父母，思念心切，所以两三年一次的探亲假显得弥足珍贵。每个孩子回家，父母亲都异常高兴。记得1973年回家，见父亲在日记上写“三儿沙路回，杀一只芦花鸡，甚欢。”每每想起这平实的几个字，总引得我泪水禁不住往下流。父亲对我的工作、生活“汇报”不太感兴趣，倒是对我的学习状况尤为在意。他知道我长期在军区机关任职，每次都叮嘱我：大机关有大责任，就得靠大智慧，才能出好大主意，所以必须始终不忘学习。

1983年，父亲离休后，终于可以得闲四处走走，看望情深缘重的老战友、老同事了。那段时间里，我曾陪父亲去了几家。有的老战友已去世，父亲会在仙逝者的遗像前深深鞠躬。在集体会面的场合，父亲有时会朗颂即席创作的诗句，烘托了聚会的气氛。1986年，父母亲来济南看望我们。那是我记忆中最美满的日子。我们祖孙三代逛遍泉城，在公园照相，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父亲离休后的三十多年，是他老人家最轻松快乐的时光。晚年生活非常充实，内容非常丰富。写诗填词、研习书法、同好交流、散步、哼歌，都是他的喜好。

在父亲百年寿辰到来之际，我最想对父亲说一句：“儿子羡慕您光辉灿烂的一生，感谢您给予我的生命基因和一切教诲，下辈子我还要做您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