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月2日，初六）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离开家乡踏上返程。但春节的故事还没完，过年与时代、人与家的故事总说不尽道不完。
昨天，讲了“不敢回家”的故事，今天要再带来三个“春节没回家”的故事。我们不想对他人贴上好与坏的标签，无意对他们的选择进行鼓励或反对，只希望将更多周遭人的故事告诉你，让我们看到不同。
春节时的深圳，街道上鲜有人与车。受访者供图
疏离：对故乡没有一点留恋
乔飞平人生20多年来第一次没有回家。西安上大学，2016年毕业之后在深圳谋得一份互联网方面的工作。过年前几天他发现深圳这个大城市空了许多。
除夕夜，和同样留守的同事聚餐吃了烤鱼，“本来想一块去玩，街上太冷清了，只好回去”。大年初一、初二，宅着、打游戏、看电影组成了他的生活。“确实有点孤独，但是自在”，乔飞平说。
家乡在他眼中是“自在”的对立面。陕西宝鸡市岐山县，冬天有让乔飞平害怕的寒冷。西北与东南，仅仅从地图上看都是可怕的遥远。距离，是他能找到的借口之一。
过年前10天，他在电话中对妈妈说，今年工作忙、也没钱，高铁要一千元左右，“况且抢不到年三十的票”。其实，他心里早已做出决定。幸亏还有妹妹可以回去，他需要给自己找理由。尽管妈妈察觉出他“有点不想回”，尽管他们不高兴，乔飞平百般解释、寄钱寄礼物，怎么都行，但他的心早已逃离故乡。
乔飞平解释，因为个人性格和外出求学，过年的美好只留存于童年的记忆中。
小时候妈妈用大锅烧火炖肉，去寺庙烧香拜佛许愿，正月为家里的土地公、灶王爷上供；小孩最高兴的就是可以穿新衣服了。“买的新衣服除夕放在床头，等守完岁，醒来第二天早上高高兴兴穿上，放鞭炮、到处逛。”
而现在，年龄的增长让他感觉不到那种趣味，故乡的一切也不再可亲。他开始讨厌跟亲戚之间的互动，讨厌酒桌上那些繁文缛节；儿时的玩伴早已不再联系，即便可约，也少有共同语言。
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家庭。乔飞平觉得自家“从小家庭关系不好”。在老家，与亲戚应酬可以强颜欢笑，父母却是不得不时时面对的难题。家庭条件不好、父母经常吵架、两代人思想的鸿沟……乔飞平记得很多不愉快的事。
令他避之不及的还有“索命式”的大招：逼婚。父母出身农村，在他们的观念里：到一定年龄就该结婚，“脑子里像有定时闹钟一样，隔段时间就会提”。每次和妈妈交流时总绕不过这个话题，劝他“找对象不要找太漂亮的，持家能干最好”；前段时间父亲在电话里又是如此：“赶紧找女朋友，有时间就定下来”。
乔飞平心里嘀咕：定下什么呀？！“控制欲”，内心抱着对这种方式的极度厌恶，他把催婚和少年时家乡整体环境联系起来。想起小学时老师素质普遍不高，体罚打骂是常有的事，而父母对老师的行为加以支持，乔飞平感到这与催婚一样，他们对待下一代的方式简单粗暴：你只能这样，不能违背。不忍与父亲直接言语冲突，他以“工作忙没时间”搪塞。
“虽然这么说有些不好，但他们的观念就是——下一代的婚事定了，棺材板就能合上了。”乔飞平苦笑。
乔飞平今年终于没有回家。“想是有点想，如果此时回家会怎样”，不过在家的妹妹告诉他“过年父母又在吵架”，这又让他感到幻灭。父母年事渐高，乔飞平深感中国传统孝道带给他的压力。然而，这并不能妨碍他对过年回家态度的决绝：“我对故乡没有任何一点留恋”。
值班：赴港求学时也曾春节不回家
“昨晚，M小区一住户家中发生火灾，或与燃放烟花有关。你去了解一下情况。”大年初一上午，留在报社值班的新人记者赵沐风接到通知。赶赴现场、采访业主、询问原因、写作稿件……一切流程与平常一样，却又有些不同。这是赵沐风工作之后碰上的第一个春节。
春节时空荡荡的办公室。受访者供图
春节时空荡荡的写字楼区。受访者供图
半年前，从香港某高校毕业的他，怀揣着点儿理想，选择了留在广东，在深圳成为了一名记者。应对突发情况、跟进社会新闻是他的日常工作。
这个春节，他要留守在报社，值除夕、大年初一两天班。“安排到我，所以就这两天值班了。”赵沐风说。虽然家人也希望他能早点儿回去，但是因为排班的客观原因，他只能稍稍推迟回家计划。
“年初七之后恰好是个双休日，这样我又可以在家多呆两天了。”发现了这个“秘密”的赵沐风，为自己的值班选择感到庆幸。不过，他也说，自己对于除夕夜一定得在家的习俗并没有什么执念。“我年初二就回家了，又在家呆一周，这就是回家过年的意思了。”在他看来，哪天回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家的时长。
这或许与他自己多年的“离家史”有关。赵沐风来自黑龙江的一个边陲小城。早在高中时，他就独自一人，在离家300多公里以外的城市求学。回趟家，坐车需要三四个小时。大学时，他又从祖国大陆最北端来到了南端的香港，由于学制特殊，春节假期总是夹杂在伊始的新学期里，想要回家一趟，便更难了。
“最初，还没经历过过年不回家时，会想自己除夕不跟家人一块儿，会特别孤单什么的。但是过了一两年，就觉得也没什么，也没有特别惨。”赵沐风说，“要是让我选，过年七天和夏天回家呆半个月一个月，我肯定选时间长的那一边儿。”
大学四年，赵沐风有两年没回家过年，不过另外两年他还是回去了，“也不一定是除夕当天在家呆着，就是过年的这个冬天，除夕之前或是十五之前一定有段在家呆着的时间。”
“但与有其他假期弥补的学生时期相比，工作了总有些不一样吧？”对于这个问题，他笑了笑，说自己看得比较开，“平常我们享受到了普通上班族享受不到的福利，那么过年过节，就得把这些还回来吧。”
过去的这一年，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转变虽然有些仓促，但能结识志趣相同的伙伴，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是让他最欣慰的事情。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更为烦恼的是自己和女友的未来。异地的分离带给他极大的不安全感。回家，既是回到父母身边，也是和女友团聚。
大年初二（29日）下午将近1点，历经4个多小时的飞行，赵沐风乘坐的航班降落在老家的机场。“外边儿特别冷。”他说。
隔膜：把家里电话基本拉黑
岳思明，24岁，现在在一家公司做游戏策划。广东潮州饶平，岳思明的老家。省会广州，岳思明工作了几年的地方。广州至饶平，一辆大巴不塞车的情况下6个小时即可到达。今年岳思明没有选择回去。
潮汕地区，是养育他的故乡，现在对它感情变得微妙：爱其水土、人文、美食与悠闲，同时又无法回避他眼中那些“陋习”。
在潮汕一个非常重视传统和家庭的环境中长大，作为家族中的长房长孙，他每年春节和清明都会回家。往年此时，岳思明会是“大少爷”，等着爷爷奶奶母亲准备祭拜祖宗，然后吃饭、晚上出门走亲戚。
这一次，家族中的新年没有他的身影。积压多年的负面情绪让他选择在异乡过年，并拉黑了家族中的大部分人。
他害怕。并不是害怕爸爸，虽然在他口中爸爸狠狠地打过他，是典型的老式大家长、一辈子的大男子主义。他只是怕家中最亲近的人——爷爷奶奶给他打电话。
爷爷奶奶最疼岳思明，一个电话一句话就能招之回去。所幸没有。除了爷爷奶奶，小姑是家族中唯一没有拉黑的人。过年前几天岳思明给家里买年货，就是给小姑打的电话，让她帮忙把年货分一下。他觉得家里只有小姑最讲理。
长房长孙，在那个家族中意味着同辈其他人都必须称呼岳思明为大哥，反过来岳思明必须给他们做个榜样。得知侄子不回家，家里的三叔所说的理由就是这个。
岳思明不想再听这些大道理了，“很烦”。他也觉得有些亲戚实在是“势利眼”，逢节便问工资；家里过年依旧热闹，但是不好玩了。更重要的，他不想再面对父子间的“战争”。
去年回家的时候，岳思明买了700元的茶叶孝敬父亲，结果还被骂“浪费钱”。如同任何一个管得严的传统家庭，父子间总是充斥着类似的紧张状态。
儿子岳思明继承了父亲的“大男子主义”，两人硬碰硬，“基本没有好下场”：小时候岳思明只能屈服于拳脚棍棒，长大后沟通更难。父亲的行为让他伤心欲绝——刚到广州工作时，老父第一个电话就是让他回家，“别在广州浪费钱了”。岳思明不想和父亲讲明道理，不想袒露自己的心迹。他选择“不原谅”，父亲偏心弟弟对其造成的伤害连同对不善表达的母亲的愧疚，统统藏在心底。隔阂使其宁愿逃避。
留在广州，他对春节的理解只是睡觉、叫外卖、看B站的9天假期。
时隔多年，岳思明仍能想起童年时镇上为期10天的迎神活动。正月是那么热闹，小孩子一般是举旗或者敲锣，青年或三四十岁的大人一般是抬神像。敲锣打鼓迎来关老爷、妈祖、大圣爷等神祇，晚上又有不少好吃的等着入胃。
岳思明出来工作的某一年，他再去参加迎神，感觉完全不同：“特别无聊抬着神像，周围都是鞭炮声，在路上走走停停三四个小时，根本不知道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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