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四川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灾难面前，政府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众志成城、心手相连，积极展开各种救助。
地震灾害后，多位知名演员捐款赈灾，其中，吴京也在第一时间捐款100万元。出人意料的是，吴京的善举并没有换来一片赞扬声。恰恰相反，有网友在网上发表评论，嫌他捐款太少了。有人说：“吴京你赚了那么多，起码要捐一个亿！”还有人说：“吴京你应该把《战狼2》票房的10%捐给地震灾区！”好好的一个赈灾善举，眼看就要演变为充斥着暴戾的“网络逼捐”了。
殊不知，吴京不仅这次捐了100万，此前在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的抗震救灾行动中，更是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和武警官兵一起扛包救灾，搬运物资。那个时候吴京并没这么火，又有多少人知道和关注？
捐款是献爱心 并非责任和义务
电影《杰出公民》里有这样一个情节：诺贝尔文学奖得者丹尼尔回到故乡后，遇到一个老乡，带着他身患残疾的儿子，请求丹尼尔给他买一个9800美元的进口轮椅，丹尼尔拒绝了他的要求。
丹尼尔说：我对你儿子的病症感到抱歉，但我不能帮助你，你应该向政府机构寻求帮助，而不是我。对我来说1万美金确实不是什么难事，但我不是救世主，我救不了那么多人，如果我给你1万美金，那么对其他身患疾病的人是不公平的。另外，我觉得你求救的方式，更像是一种勒索……
丹尼尔虽然有点不尽人情，但后来还是让秘书给残疾儿童买了轮椅。显然，他是被迫的。丹尼尔不是没能力帮，只是他有他的行为准则，帮与不帮都不应该降低对他的道德评价。简单点说就是：我可以帮你，但我没有义务帮你。
捐款助人是美德，需要我们继续发扬，但同时也要善于分辨真假，切莫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否则带来的后果将会是人心麻木，社会冷漠。
可要知道，道德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从来只能约束自己，如果想用道德约束他人，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无疑是最大的不道德。
所谓的“道德绑架”，只可能是在用圣人的标准要求普通人，用美德来要求道德义务，或混淆政治义务和道德义务的情况下才成立。比如，要求一个人舍身救人，否则就要谴责，这就是道德绑架；要求一个人掏钱支持希望工程，这尽管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一个人不掏就要谴责，这也是道德绑架，因为这并非他的道德义务。“道德绑架”之所以发生，除去人的精神结构不谈，根源就是道德判断逻辑的混乱。
面对道德绑架 要学会拒绝
2012年的一部电影《搜索》，曾经在戏剧化的情节中，将我们常遇到的不让座事件完整展现。
电影中，高圆圆扮演的女秘书叶蓝秋，在得知自己身患淋巴癌之后，心灰意冷的她上了一辆公交车，一时还无法接受人生悲剧的她，终于放肆了一回，拒绝给车上的老大爷让座。
车上的乘务员对着叶蓝秋大喊：“我让你给这个大爷让个座。”
叶蓝秋若有所思，一动不动。这时这位大爷发了话：“大姐，不就一个座位吗，就当我呀，让给这个姑娘了。”
围观者们开始帮腔，全车的目光集中在叶蓝秋身上，一旁的记者佳琪拿起手机记录下来这一幕。
在叶蓝秋下车后，佳琪追上去询问：“为什么快到站了，您就是不愿意让个座呢？”
叶蓝秋回答道：“没别的原因，我就是不想让座。”
随后，经过记者和媒体，全社会都知道了有一位不让座的墨镜姐，学校以她为耻，同事议论纷纷，她成了社会不道德的典范和“楷模”。
这就是道德绑架最经典的一幕：抢占道德高地，随后发出谴责，媒体和围观者作为舆论放大器，活活的将一个守规则的人压成了不道德。
而当事大爷的那句“就当我把座位让给这个姑娘了”，更是显示出道德绑架的本质——资源的争夺。
要知道，这座位本来就不是他的，但在他的潜意识里，在尊老爱幼的道德法则下，这个座位就已经成了他的了，抢了他的东西，在他心里自然就是天理不容了。于是只能发动舆论攻势，逼着你来让座。
尼采说，迫使人们遵从道德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诚然，“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需要帮助的人”， 但这一客观事实并不能推衍出 “道德绑架” 的合理性。
面对道德绑架，最好的方式无疑是主动从道德高地上走下来，例如当对方说“都说大学生素质高，怎么都不懂让座呢？”，你便可以说“阿姨对不起，我素质就这么低。”
面对道德绑架，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把自己“年老“作为一种道德砝码，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年轻人，去强迫甚至要挟年轻人让利于己，其实就是一种“道德绑架”。换句话说，用道德“绑架”道德，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表现，是一种道德上的作秀，只会成为引发负面情绪，带来更多的社会“戾气”。 我们倡导尊老爱幼，年轻人应自觉践行，也都希望年轻人主动让老年人排在前边、主动给老年人让座，但老年人也应该有道德有美德有自我约束，应该成为年轻人道德模范的榜样。
如何看待道德绑架
道德绑架的实质是以道德为砝码，要挟个人或众人不得不做某些事情，结果一般是做了的也少有自豪感，不做的则会在一段时间内感到忐忑不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是经常发生的。比如半强迫性的捐款、本不该进行的道歉等等。道德绑架之所以容易得手，是因为在强调群体和统一价值观的社会中，舆论具有足以杀人的功能。因而就出现了不自愿的捐款和满含委屈的道歉。中国是一个道德社会，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对道德力量的恐惧有时候甚于对法的力量的恐惧。应该说具有西方现代文化理念的人，与传统的道德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确会经常遭遇并难以承受许多道德的绑架，然而，这也不是说道德社会就一无是处，如果你适应了，还会去依靠它。而具体到某一事件，比如范美忠事件，又不能说公众对他或对教师群体进行了道德绑架。在任何时候，教师保护学生的利益，都属于公众正常的期待，也属于相关法规的正常要求。
小到公交车上的让座问题，大到各种灾难后关于名人、明星捐款多少的议论，“道德绑架”的影子随处可见。曾有媒体报道，有大学生到公交车上拍照，美其名曰“曝光不给老人让座的不文明行为”，这种挟持着“道德优越感”的行为，其实已将道德变成伤害他人权利的利器。
一个充满道德感的社会固然让人憧憬，也值得我们追求，但道德终究只是一种个人选择，而并不是一种前置于个人自由权利、隐私权利的义务。不管是对于富人还是穷人，捐助作为一种个人处分财产的权利，本身就是有选择性的。你捐钱我不拦着，但不能因此认定捐就是道德，不捐就是不道德———捐与不捐都是个人自主性的选择，它们应该都是出于内心的自觉。一旦变成了一场让“对方”不能缺席、令人不舒服的“表演秀”，那么，这种带着“绑架”意味的道德要求，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消解我们的同情心和慈善意愿。
（钱春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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