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先生，是冬夜。节能台灯白白的光，先生侃侃而谈。四周光线昏暗，东、北墙高处三层铁架子，全是书，全都看不清楚。
第二次见先生，是初夏。那时党史办、方志办合并，我要求去做一份内刊编辑，向先生征求办刊建议。看到他有个本子，记的都是读书时遇到的南通地方史料。
这之后，渐渐去得多了，知道了他喜欢什么书，对什么题目感兴趣，有什么多年未了的阅读愿望……慢慢地，开始替他买书，替他找书，告诉他出版信息，当然，每读完同一本书，也会交流彼此的感受。
一直到今天，看到某本书，我仍然会条件反射似的想：
“这是严老喜欢的书！”
“严老如果还在，看到这本书该多好！”
“真想听听严老对这本书的看法……”
“现在找书真是太便利了，严老如果现在让我给他找书，十之八九都能找到！”
45
催先生写他记忆中的王蘧常，不肯。于是今天了解一点儿，明天再问一点儿，整理成一篇文章，给他看。
先生一看：“没想到还挺有意思！”过了一会儿：“不行，这个文字不行，我另外重新写吧！”
果真催生他一篇文章——不过，看来给他做口述就不大现实了。他对文字有自己的要求。
近代以来文人的“非乐化”，是先生关心的题目。
对懂音乐的作家，先生格外多几分好感。若不懂音乐而先生又尤其喜欢的，就替这位作家惋惜：“可惜他不懂音乐！”
徐志摩、张爱玲是前者，鲁迅、知堂是后者。哪怕徐志摩挨过鲁迅的臭骂，哪怕张爱玲和知堂的粉丝在网上吵架。
先生给别人拿来的书题款，上款多称“同志”，而且绝大多数用“仝志”。估计仅仅是为了少写几笔。
签名，一度说“熟人就写严格，不熟悉的就写辛丰年”，也没完全遵守，随意写之。
先生没有印章。赵鹏兄长于篆刻，我们的许多朋友沾光不少，但也从来没想过给先生刻。想来先生是不耐烦于钤印那么繁琐的环节的。
但先生的藏书上，却常常将“严格”二字，画成一个方形小印，用的还是红色圆珠笔。乍一看，粗具规模。
先生老听我提赵鹏，终于有一天遇见了。略作介绍，先生立刻伸出手去握手。
我每次看到先生和别人握手就想笑。因为他平时只和自己熟悉的人来往，是用不着握手的。一旦握手，总是很生硬和滑稽。
南京的《开卷》杂志向先生约稿，久未应。
章品镇电话里说：“他们是有点追名人，不过在他们眼里，你恐怕还算不上什么名人。所以我想，他们请你写稿是诚心的。”
果然奏效。
先生复述给我听，一说完就笑。我暗暗佩服章品镇，他那话，非深知先生者不能说，非与先生有数十年深交者不能说，随口两句话，打赢了一场漂亮的索稿仗。
有机构请先生去做客，包吃包住，陪同游玩，别无要求。先生拒之。
先生说：“过去有一种文人叫清客，在权贵门下混饭吃。我不为也。”
电话里先生问我最近买了什么书。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就提了一本民国版的冰心《春水》。
“这有什么意思？”
“哦……买着玩的，反正也不贵……”
先生“哼”了一声，扔下一句我至今难忘的话：
“以书为玩物，最不可取！”
先生听过的当代古琴录音不算多，曾说陈雷激早年的几首曲子不错，龚一的《潇湘水云》“很了得”，盛赞朱惜辰，最推崇的，还是管平湖的《广陵散》。
最新评论